然后，他也承认，无论我们观察到多少团体的真实性，其活的统一性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只看只是行动中的个人。

[7]据此，1980 年，中央组织部明确：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同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直辖市市长、副市长一样，列为甲类职务。[8]《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按甲类职务任免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复函》，1980 年 12月23 日，（80）干办字652 号。

[11]结合最高法院政治部关于法官等级评定的通知，可以清楚地识别出中国四级法院院长对应于同级政府的职级：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对应副总理级，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对应正部长级，其他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对应副部长级。刘忠，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讲师。如果地方人大主任对拟任职的院长人选有政治成见或未曾意会的龃龉，则任命可能会不顺利甚至被搁置。条块关系是在中国共产党地方政治治理中出现的特殊政治形态，其中的条条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纵向的、工作性质一致的部门体系，如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之间所形成的体系。其意义在于，这种不同等级在党委管理干部的职务名称表中具有不同位置，四级两审制下四个层级的法院院长归口管理的党委级别不同，在同一个法院内的干部也分属于不同的党委干部管理序列，这是党管干部政策的具体表现方式。

就与法院发生关联而言，还有人大法制委、内司委、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上述地方党委对于院长之外的其他人员的这种任免决定权和编制、职级、行财装备等事项上的审批权对于院长构成一种反制。司法与网络媒体间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

网民的思维是经验性的思维，根据常识、常理、道德和习惯等形成自己的观点，而法官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其中渗透着法律逻辑、程序规则等。这是处理网络与司法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网络舆论的意见充其量只能是众意，而不是公意。学生仍然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群体，占比为 30． 2%，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比为 16．0%。

如果将法官与律师这两个群体在这一问题上的指数相加，主张只能报道不应评论的占21%，主张一审宣判后评论的占15． 5%，主张终审宣判后评论的占37. 7%，对评论案件持反对或保留态度的占答问者总数的74． 4%。【注释】[1][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34 页。

不仅如此，律师在陪审团成员选拔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排除规则防止可能受媒体影响的陪审员进入陪审团。但是，英国对传媒监督司法的控制非常严，为此，英国制定了专门的蔑视法庭法，规定媒体不能发表任何损害公平审理的意见。[16]在这个意义上，与秉持理性思维的法官相比，网民的思维通常是不那么理性的，甚至是缺乏理性的。制定法、先例、博学专家的意见、习惯和道德都只是法律的渊源。

Cyber society 意义上的网络社会是在互联网架构的网络空间中产生的社会形式，是在信息通讯及网络技术发展和整合中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社会，是人类生活和工作的另类空间。这些案件都涉及了一些吸引人的关键词，从身份上说，涉及贪官、富豪、大学生、农民工等。[24]孙笑侠：《公案的民意、主题与信息对称》[J]，《中国法学》2010 年第 3 期，第 136 页。除了这个意义上的网络社会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网络社会，这就是 network society，它是一种作为社会形态的网络社会。

但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和制度，坚持法院裁判与新闻报道的隔离当是必然选择。学生占31． 7% 、公司企业职员占 13． 9%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占 10． 5%。

其倾向大体是利用公共舆论把事情闹大，以引发上层的关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首先，要确立网络不干预司法的理念，建构网络与司法之间的隔离制度。

再者，全国各级法院审理的案件总数以千万计，[18]网络关注的案件则很少。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院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对张金柱判处了死刑，而按照他的犯罪事实，只能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理，最多判处七年有期徒刑。[15]据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载，截至 2011 年 12 月，我国网民中男性比例为 55． 9%，比女性高出 11． 8 个百分点，网民性别比例与 2010 年相比基本保持稳定。[22]林山田：《民事诉讼法》[M]，转引自卞建林：《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J]，《政法论坛》2000 年第 6 期，第 124 页。网络媒体与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中国不实行陪审团制，并且人民法院对网络媒体就具体案件的舆论也不可能置之不理，要建立网络舆论与司法裁判隔离的制度将非常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社会对司法提出了新的期待。2003 年 12 月 4 日，莫兆军被宣告无罪。

2010 年为 10，866，955 件。网络社会的形成，决定了网络与司法的关系将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关系。

这里涉及到一种基本的启蒙，就是要使人们懂得，根据民主与法治的原理，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享有依法独立审理案件的权力。他们甚至由此怀疑莫兆军玩忽职守。

网民在网上声讨法院的量刑过重、司法不公。关键在于如何守住界限。虽然司法应独立于新闻舆论，[21]但事实上，由于现代大众传播工具如新闻报纸、无线电与电视等之发达，往往对于法官独立性构成威胁。众说周知，司法过程强调独立性、程序性、权威性和公开性，其中，除公开性这一特性与作为媒体的网络具有一致性之外，其他三种特性都是网络与司法发生冲突的根源。

格雷认为法律就是法官所宣布的东西。司法也是一个回应性的装置，它要回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农村网民规模为 1． 36 亿，比 2010 年增加 1113 万，占整体网民比例为 26． 5% ，但与 2010 年相比，农村网民占比下降 0． 8 个百分点。不过总体而言，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把事情闹大的案件比较少。

其次，司法信息的公开使得司法在同样的案件应同样处理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旦不同法院裁判类似案件的结果不同，法律适用的公正性就会受到质疑。[20]综上所述，司法应当回应社会，但不应回应网络舆论，换句话说，网络舆论不应成为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据。

2009 年为 10，511，409 件。表明在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法庭新闻的关注度极高，换句话说，人们对法院裁判案件非常关心。从传媒与司法的隔离制度来说，英国宪法规定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媒体有权利对公众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报道并发表意见。参见孙笑侠：《公案的民意、主题与信息对称》[J]，《中国法学》2010年第 3 期，第 139 －141 页。

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在制定法传统国家，还是在普通法传统国家，现在的法律或现存的先例恰好能够与手头的案件相合，又不出现荒谬的结果，都并非是始终能够实现的。在网络社会中，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它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影响等对司法提出了新要求，但司法回应这种要求的能力却很不足。

在这种态势下，法院和法官在强大的网络舆论面前如何保持依法独立裁判的品格，消解来自网络媒体的压力呢？关键在于回到起点。从内容上说，涉及官民之间、权贵与贫民之间的冲突。

可以断言，当下的网络舆论只能代表一些群体的声音，如生活在城镇、有经济能力、有时间并乐于发表意见的年轻人。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于权力的流动。